绥化地图:饮酒诗:从陶渊明、苏轼到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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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一书将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诗歌,放在中国诗歌传统的大靠山下举行周全系统的研究,既在微观层面临元好问之生平、著述作仔细考证和翔实叙述,又以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对元好问诗歌举行条分缕析的解读,从古今演变的角度发现元好问诗歌上承下达的作用。本文摘自该书《饮酒诗》一节,由汹涌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公布。

元好问的集陶诗《杂著五首》注释,元好问不仅与大多数宋以后的诗人一样熟悉陶诗,而且对陶诗中的饮酒诗稀奇感兴趣。因此,当元好问自己写作饮酒诗时,不能能不心存陶渊明的饮酒诗,从而受到某种形式和水平的影响。事实上,元好问不仅关注陶渊明的饮酒诗,而且注重到苏轼对陶诗包罗其饮酒诗的次韵,并指出苏轼的和诗与陶渊明原作之间的差异。这样,在饮酒诗的写作上,元好问势需要面临若何学习和脱节陶与苏的问题

饮酒诗有别于特定场所下写作的应景诗,一样平常用于一样平常生涯中哲学感悟的表达,相对而言,是对照私人化的话语。固然,饮酒诗在完成以后也是可以与同伙分享的。作为一样平常情境下的表达,饮酒诗与“咏怀”、“感遇”、“杂诗”属于一种类型的诗歌。《文选》卷三十收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二首,题作《杂诗二首》。 这也旁证了饮酒诗与杂诗的联系。

正如咏怀诗与阮籍相联系一样,饮酒诗是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的。但与阮籍咏怀诗较早受到关注不一样,陶渊明的饮酒诗一直到北宋才受到显著的关注。唐代以前,似乎没有泛起单独讨论陶渊明饮酒诗的言论,也很少见到有人把饮酒的行为与陶渊明联系起来,这时期代表饮酒文化的是阮籍、刘伶等竹林名士。伴随着陶渊明在宋代的职位日益高尚,陶的饮酒诗才受到稀奇的注重。苏轼是最早次韵陶诗的诗人,他的和陶诗中最早写作的是扬州任上的和陶饮酒诗二十首。苏轼门人中的张耒、秦观也有和陶饮酒诗。南宋诗人中李纲、王阮也有这类作品传世。南宋诗人乐雷发虽然没有和陶饮酒诗存世,却在诗中说:“和遍陶翁饮酒诗,醉笼天地入鸱夷。”可见,和陶饮酒诗已经是一种精致的行为,以至于成为一种可以入诗的题材。元好问的先生赵秉文也有《和渊明饮酒二十首》。

元好问显然也是在北宋以来的和陶民风中写作饮酒诗的。他没有选择次韵的方式,如上文所说的,是由于他一直不太支持这种羁绊想象力和自我表达的作诗方式。元好问的饮酒诗主要有《饮酒五首》、《后饮酒五首》两组五言古诗。我希望通过对照这两组诗与陶、苏饮酒诗的异同,明白元好问五言古诗的性格。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如其自序所说,是“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并非一个时间里的集中写作。因此,与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一样,这组诗包罗了种种类型的题材和手法,如咏物、咏史、寓言、叙事和说理。二十首诗并没有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也不组成规则的排列,在章法上体现出随意松散的特征。这组诗中直接提及饮酒行为或相关语汇(如醉、饮、壶等等)的诗篇,共十首,也就是说二十首中有一半的诗篇脱离饮酒的范围,杂叙身边琐事,追忆过往生涯,泛论人生感悟。清人邱嘉穗指出这种征象,然则他的说法有点牵强。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不仅在组诗的章法上不加放置,在每一首诗的结构、句法上也是无意求工。与陶渊明的其他诗篇一样,他的《饮酒二十首》中很难找出刻意煅炼的警句、经心部署的结构和出人意料的构想。陶诗以不假修饰、浑然天成的气概,标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苏轼《和陶饮酒诗二十首》作为唱和诗,在许多方面追随陶渊明的原作,相同的韵脚,多次饮酒之后的写作情境,交接写作情境并与友人分享诗篇的序言,这些都是最显著的显示,而最大的相同点是苏轼的和诗与陶诗一样普遍涉及种种题材。但苏轼的写作显然不如陶渊明那样放松,他自始至终扣紧“饮酒”的问题,在二十首诗中除去第十五首外的每一首诗都要以种种方式兜转到酒和饮酒上来。从表面上看,苏轼的和诗与陶渊明的原作一样,在想象力的延伸和诗材的选取上自由无羁,但事实上,苏轼是以刻意的谋篇结构来造成散漫的章法,以求接近于陶渊明的原作。好比苏轼和诗的第四首,接纳寓言的方式,以虫、雀不满足现状而招致灾祸的故事,说明一种生计的哲学。而陶诗的第四首,形貌失群的飞鸟栖止在伶仃生长的松树上。同样都是动物故事,同样都在组诗的第四首,这显著地显示出苏轼和诗所作的有意的放置。再如苏诗的第八首借“霜松”托物言志,也是从陶诗第八首寓意青松的写法转变而来的。苏轼和诗在组诗的结构上显然受制于陶诗。这也是次韵诗不能逃走的运气。

与陶诗无意求工的句法相比,苏轼的和诗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巧妙和刻意,如苏诗第二十首“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二句。民国年间沈其光在指斥苏轼和陶诗“到处运巧使才,机锋横出”后,说这两句诗“太火”,与澹定的陶诗迥异。元好问晚年也指出,“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恨‘空杯亦尝持’之句,与论无弦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元好问的态度是褒是贬,并不明确。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说,陶渊明写不出苏轼那样的诗句,这样说来,似乎陶渊明也有不如苏轼的地方。然而,陶渊明已经是公认的经典诗人,甚至是诗歌的尺度,而苏轼只是后来者,元好问指出二人的差异,更像是在说,苏轼还没到达陶渊明的境界,以是学得不像。陶诗以十全十美、不能句摘而备受称誉,元好问特意指出苏轼和陶诗的警句,貌似浏览,却似乎暗含着有句无篇的指斥。

正如不少指斥家所指出的,苏轼的和陶诗完全是他自家的面目,而且元好问也深知这一点。那么,苏轼之后,元好问的饮酒诗与陶诗、苏诗相比又若何呢?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床头有新酿,意惬成孤斟。碰杯谢明月,蓬荜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名虚买实祸,将相安足论。驱驴上邯郸,逐兔出东门。离官寸寸乐,里社有拙言。

万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而于定分中,亦有意外机。人生桐叶露,见日忽已晞。唯当饮琼浆,傥来非所期。

此饮又复醉,此醉更酣适。倘佯云间月,相对澹以默。三更风露下,巾袖警微湿。浩歌天壤间,今夕知何夕。———《饮酒五首 襄城作》

少日不能觞,少许便有余。比得酒中趣,日与杯杓俱。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当其自满时,万物寄一壶。作病知怎样,妾妇良戋戋。但愧心理废,饥寒到妻孥。吾贫盖有命,此酒不能无。

金丹换凡骨,诞幻若无实。若何杯杓间,乃有此乐国。天生至神物,与世作酣适。岂曰无妙理,滉漾莫容诘。康衢吾自乐,何者为帝力。大笑白与刘,戋戋颂好事。

容从崧少来,贻我招隐诗。为言学仙好,人世竟作甚。一笑主顾言,仙人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与尔同归。

酒中有胜地,绅士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此语谁所云,吾友田紫芝。紫芝虽吾友,痛饮真吾师。一饮三百杯,言笑成歌诗。九原不能作,想见当年时。

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酒如以人废,美禄何负焉。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天。庞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 ———《后饮酒五首 阳翟作》

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在一篇将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的文章中,注释陶渊明饮酒诗的篇题寄义应该是酒后所作的诗,而不是有关酒的诗或者颂酒诗。这也可以注释为什么陶渊明这组诗有些着题,而有些不着题,也就是章法上的自由散漫。与陶诗相比,元好问的饮酒诗基本上应该明白为关于酒的诗。从《饮酒五首》、《后饮酒五首》各首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两组诗险些始终围绕着饮酒和酒德的中央。《饮酒五首》其一,写诗人月下独酌;其二,写酒给予人淳真的品质;其三,写虚名招致实祸;其四,写饮酒可以应对意外的世事;其五,写诗人对月酣醉。《后饮酒五首》其一,写生涯离不开酒;其二,写饮酒的心理感受;其三,写学仙不如饮酒;其四,写痛饮的友人;其五,写饮酒与结交的关系,兼及陶渊明。

从章法上说,这两组写于差别地方的饮酒诗,也各自体现出完整的结构。《饮酒五首》的第一首和第五首都具有月下饮酒的情节,因此组成一个始于月下、终于月下的环形结构。其他三首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配合的月下独酌的靠山。第三首有点破例,没有直接谈论饮酒,但在结构上却是第四首的缘故原由———由于虚名容易招致实祸,以是不如饮酒以应对无法展望的世事。《后饮酒五首》出现异常单一的结构,组诗中的每一首都集中在饮酒的兴趣和妙理上。其中第五首还提到陶渊明,可以视为对陶渊明饮酒诗的一种回应。

与陶诗和苏诗包罗种种题材不一样,元好问这两组饮酒诗专注于讨论饮酒的妙理,在显示手法上也没有咏物、寓言等方式,险些只是单一的夹叙夹议。对陶渊明而言,饮酒诗与咏怀诗、杂诗一样,都是生涯哲学的零星纪录;而对元好问而言,饮酒诗只能谈论饮酒生涯和酒给人的感受。饮酒诗的传统在元好问这里发生了转变。

元好问饮酒诗与陶诗在章法和显示手法上的差异,说明元好问的头脑方式出现集中、精一和聚敛的特征,而非陶渊明的蔓衍旁及、随意挥洒。而在句法和用意上,元好问饮酒诗也体现出近于苏诗而远于陶诗的特点。

上文说到,元好问指出苏轼的和陶诗具有苏轼自家气象,并以为其中的一些警句是陶渊明所无法写出的。这则质料透露出元好问自己的倾向,他更愿意在表达上追求深刻和曲折,而非陶诗的清淡率意。元好问的饮酒诗确实包罗不少精警的表达,如《饮酒五首》其一:“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其二:“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后饮酒五首》其一:“一日不自浇,肝肺如欲枯。”其五:“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饮酒不饮人,屠沽从击鲜。”可见,元好问虽然频频推许陶诗自然清淡的诗风,然则他自己的创作却是显著的刻意求工的效果。

元好问在另一个场所谈到古今诗人写作环境的转变。古代诗人不需要思量怎么写的问题,只要如实地、自然地表达出心里的想法,写诗是一种无关难易的行为;而后世诗人已经失去这种环境,他们需要思量诗歌的种种种别和指斥家设定的种种规范,需要有意识地远离某些不良气概、追求某些尊贵的品质,需要训练有素地掌握种种句法诗律,需要留心前人的诗篇、制止陈词滥调,总之,需要费尽心力地写作,诗歌今后成为专门之学。元好问显然属于不幸的后世诗人,而陶渊明则是逍遥的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刻意求工,并非误解昔人的显示,而是作为后来者不得不接受的运气。

《元好问与中国诗歌传统研究》,颜庆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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