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百姓网:“引狼入室”再探——回应张荣华教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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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雷家圣著,中西书局2019年10“月”出书,330<〖(页)〗>,55.00元

本人撰写的《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以下简称“本书”),以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受到英国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日本)前首相 伊藤博文[的影响,向光绪皇帝奏请推行“借才”(《重用 伊藤博文[》)、“‘合邦’”(中美英日四国‘合邦’,交出军事外交财政之权)‘的‘设计’’,<慈禧太后发现后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阻止了这些‘设计’,挽救了国家的危急。这一结论完全推翻了我们传统对戊戌变法的熟悉,『因此』本书的结论是否建立,也应该接受学术界的指斥。张荣华教授《<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照样古典新绎』?》即对本书的看法,提出了相当多的质疑,事实本书的看法是否合理?张教授的指斥是否建立?则应由学术界与读者民众自行<评>判。本文仅就张文提出质疑之处,略作回应。

一、张文指出:“朝鲜亡国史及甲午战争作为变法运动的靠山,已是今人研究的常谈,晚清志士对(日本)吞并朝鲜也早有警醒和训斥;在‘戊戌史事新探’名下重述朝鲜最后半个世纪史事,不仅无谓,更属文不对题。”“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见,则必须落实于正文,这是学术论著的基本规范,【但后面两章中未曾提及】,未作片言只语的史实印证。”

笔者以为,(若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形貌‘确实’显得多余,但就一本面临一样平常读者的历史著作来看,这些叙述仍有需要。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历程虽然今人研究已多,但一样平常读者对朝鲜/韩国近代史的熟悉仍然有限。尤其本书将朝鲜甲申之变以来(日本)在朝鲜发动的历次事宜与戊戌政变作对照,『因此』有需要将相关事宜交接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

至于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相似之处,则本书第四章有“甲申之变、乙未事情与康有为、谭嗣同之谋害对照表”(245-246<〖(页)〗>),本书又提到戊戌政变之后,兵部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早年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御史黄桂鋆也上奏:“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智。”(220-221<〖(页)〗>)都是将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作对照,绝非未曾提及。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一小节“韩国的‘合邦’履历”(233-239<〖(页)〗>),更将康有为“借才”“‘合邦’”‘的‘设计’’,与韩国史上的第一次韩日协约、 伊藤博文[担任朝鲜统监、第二次韩日协约作对照,并说明其相似之处。

二、【张教授指出】:“第四章中有著者代袁世凯思索的话:‘「袁世凯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晰,这些变法派官员,即是中国的开化党,谭嗣同即是中国的金玉均与朴泳孝。(若是)……则慈禧太后就要成为闵妃。’(198<〖(页)〗>)这显然已不是在述史了。”

张教授引用的这一段,是本书在剖析袁世凯向荣禄密告的念头。「关于历史人物作某一事宜的念」头,难有史料作为佐证,纵然有回忆录等文字,也可能是当事人自我回护之词,不能尽信。{『因此』剖析历史人物作某一事宜的念头},<经常必须依赖推论>。但推论也不是凭空想象,任由写作者自行编造,而是应该凭据当事人履历的履历,举行合理的推论。本书第二章详述甲申之变的历程,叙述袁世凯在甲申之变中的履历,一部门缘故原由也是为了剖析袁世凯此时会有何想法。(若是)以为历史研究不能有任何“推论”,则许多历史将无法讨论,适当而严谨的推论似乎是有需要的。

三、关于本书第三章,【张教授指出】:“著者自陈‘只管《运用》前人的研究功效,『来泛起戊戌变法的经由』’。撰写新书,无论若何没理由整节挪用既有功效,‘《运用》’ 二字也不通[。”

本书第三章谈戊戌变法,曾将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的长篇表格’,略加删减后放在正文之中(145-153<〖(页)〗>),“对戊戌变法的种种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的改造措施,本人并无太多研究,也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但为求全书的完整性也不能完全不谈,以是只能“只管《运用》前人的研究功效”。

张教授又指斥本书“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两种差别的性格,产生了两种差别的决议方式”〖也是病句〗,以为本书所说“戊戌政变,可以说是由这两种差别的性格所导致的权力冲突”(135<〖(页)〗>)「尤其不通」,“政变是性格不合所致照样权力冲突的效果,两说不能并存”。

本书形貌的慈禧太后,‘确实’“果决能断”(但没说慈禧“是非分明”);本书形貌的光绪皇帝,‘确实’是“轻躁感动、感情用事”,两人性格‘确实’差别。〖慈禧在朝廷上拥有伟大的影响力〗,光绪则为现实的掌政者,【当光绪推动改造泛】起重大问题时,慈禧是甘守恬退、松手让光绪去做,照样发现问题马上脱手干预(与光绪发生权力冲突),固然与慈禧的性格有关,也会导致差别的政治结果。

慈禧太后

四、关于翁同龢被黜事宜,【张教授指出】:“《梁启超年谱长编》附翁致友人信云‘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此函真伪虽尚存疑,但翁荐康之事仍有迹可索。李盛铎从保国会倡议人之一到依附后党,成为荣禄心腹,是学界研究的共识。著者臆断李氏‘非荣禄私人’,只为证实撤职翁‘非出于慈禧之意’,完全无视康梁之外,叶昌炽、金梁等局内人直言慈禧、荣禄、坚毅辈挤走翁同龢的纪录。”

本书凭据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的纪录,光绪公布更新国是诏之后,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折,李上之”(143<〖(页)〗>),而不久翁同龢即因李盛铎的奏章而遭到罢黜。{除非康有为的纪录}不能信,否则若何说明“荣禄心腹”“荣禄私人”李盛铎与康有为的关系?至于叶昌炽、 金梁等人那时虽在北京政界之[中,他们对翁同龢被罢的纪录仍应属于听说证据,其史料价值应该不如当事者康有为的纪录更主要、更可信。

【五】、关于梁启超另两条慈禧阻挠变法的依据“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知己荣禄担任直隶总督”, 本书以为“‘未必出自慈禧之意’,也可能是光绪讨好慈禧之举”(165<〖(页)〗>),张教授“纳闷著者何以这般爱左袒太后”。

本书简直嫌疑两条质料是否可以作为慈禧阻挠变法的凭据。光绪下令“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之后,{是否有二品以上大员被光绪任命后却被}慈禧打回票?“慈禧是否行使这一权力干政”?荣禄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是担任军机大臣,慈禧若要干预变法,让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照样直隶总督,哪种做法更好?这都是值得商讨的。

六、【张教授指出】:“著者‘‘合邦’这一名词源自(日本)’(170<〖(页)〗>)‘在中国无此一词,此一词汇系由(日本)传来’(211<〖(页)〗>)之说并不准确,其源在《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合和万)国’。”

现实上,“宪法”“文化”“政治”“历史”等词汇在中国古籍中都可找到渊源,但现代意义都是来自(日本)词汇迻译而来。赋予“‘合邦’”以“国家合并”的意义者,确为近代(日本)。【张教授指出】本书按康有为《我史》(《【自订年谱】》)的纪录:“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集会,……『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本书177<〖(页)〗>),指斥著者:“认定此‘合邦’就是‘谈中日两国合并’,依据何在?为何不是谈同盟?”

本书附录三已指出:“两国‘合邦’大集会事实要讨论何事? 是不是主张国家的合并[?照样康有为误用‘‘合邦’’一词?在以上引文中并无法看出。《【不外】》,‘合邦’大集会的推动者,除了康有为之外,另有(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矢野文雄应该知道‘合邦’的意义即是国家合并,除非矢野刻意诱骗康有为,否则康有为不会不知道‘‘合邦’’的真正意义。此外,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将《大东‘合邦’论》【在中国翻刻出书】,并更名《大东‘合邦’新义》,『因此』康有为、梁启超也不会完全不领会‘合邦’的意义。『因此』,以为康有为完全不领会‘‘合邦’’意义的说法是难以建立的。”(314-315<〖(页)〗>)

《大东‘合邦’新义》

张教授又指出:“(若是)康意在并合,岂非正中(日本)人下怀,作为政客的矢野岂有不敢之理?”《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已说》:“『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张教授引用时似乎遗漏了“『而俄人知之』”数语,因而有此疑问。本书附录三也提到:“矢野君忧郁俄国否决,『因此』未敢执行。”(313<〖(页)〗>)。究竟俄国是世界大国,那时占有旅顺、大连,《(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张教授指出】:“康对(日本)以‘合邦’之名吞并朝鲜的行径多有训斥,甲午后上书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政变后重申(日本)并合朝鲜的教训):‘当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诩自主,以为脱中国之轭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误听之诡谋。’”前一段是甲午战后康有为训斥(日本)之语,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指出, 康有为在乙未之后受到(日本)人游[说,最先由仇日转向亲日(87-98<〖(页)〗>)。后一段出于二十世纪以后(日本)控制朝鲜时,那时梁启超也写了《朝鲜亡国史略》痛骂(日本)侵略朝鲜。康梁为何自己在戊戌年曾辅助(日本)推动“‘合邦’”,当(日本)在朝鲜推动“‘合邦’”时又对(日本)加以指斥?笔者只能说,政客言论前后纷歧,岂非罕有吗?

七、张教授指斥笔者“不去切实爬梳伊藤、矢野等日方当事人的文献档案”。在《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中, 伊藤博文[与矢野文雄书信往来亲切,唯独1898年6“月”戊戌变法最先后到戊戌政变这段时代没有书信资料。试想 伊藤博文[正要出发到中国游历,对在中国担任公使的老朋友矢野会没有任何书信吗?笔者曾委托(日本)友人查阅(日本)国立公牍书馆的相关资料,却无所得;<茅海建教授>《(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考察与反映》(收于《戊戌变法史事考》)一文也说(日本)使馆对戊戌变法时期种种新政,都向外务省做了详细的呈报,然则(日本)政府反映冷淡,没有详细的指示。此外,笔者为了撰写(日本)吞并朝鲜的历程,又查阅了国立公牍书馆《韩国并合ニ关スル书类》,阅读之后的感想:“韩国是自愿与(日本)合并的。”(若是)完全根据“被整理过”的档案史料语言,不作任何剖析,获得这样的效果,张教授能接受吗?张教授以为:“著者严斥伊藤、矢野等在戊戌年即着手实行一举吞并的‘合邦’‘设计’,这一判断非同寻常,却未能提供任何文献证据,只是辨解说‘我们不能由于(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以为那时不存在‘合邦’‘的‘设计’’’‘我们无法确知(日本)在‘合邦’‘设计’中所饰演的角色,《【不外】》, 这不代表‘合邦’这一阴谋不存[在’(260<〖(页)〗>),统一段落之上,著者曾宣称‘【磨练事实要依赖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259<〖(页)〗>)”,『因此』以为本书“自相矛盾”。

这两段文字皆出于本书结论,“【磨练事实要依赖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是指康有为的‘合邦’‘设计’,有《【自订年谱】》、杨深秀奏折、宋伯鲁奏折等证据,已足以证实其事;这种宫廷密事,无法像社会史研究一样平常,列出数十、数百条证据作为佐证。“我们不能由于(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以为那时不存在‘合邦’‘的‘设计’’”等语,则在说明虽然(日本)资料有限,尚不足以完全证实(日本)政府介入“‘合邦’”‘设计’,但康有为接受李提摩太的建议,让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提出“‘合邦’”‘设计’,则是完全可以确定其存在的。

张教授又指出《台湾日日新报》所载《 “游清纪语”[》内容与《我史》所记“见 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相符合,‘笔者未能从中发现预期“的内容”’,“失望之余遂无故致疑”:“《 “游清纪语”[》“的内容”,可信度令人质疑。”“康有为与 伊藤博文[碰头,“对话内容仅仅<云云>而已吗”?”(208<〖(页)〗>)笔者‘确实’对《 “游清纪语”[》“的内容”提出嫌疑,那时变法派官员不停上书主张《重用 伊藤博文[》,康有为与伊藤谈话完全不谈到这些事吗?这应该是合理的嫌疑吧。

八、关于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两折皆康有为起草,杨《时势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将‘合邦’涵义限定于折文征引的洪汝冲‘〖联络与国〗’、李提摩太‘团结英、美、(日本)’、 伊藤博文[‘【联络吾华】’诸说中,等同于团结结盟,‘因而示意’‘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著者认定其义非结盟,‘杨深秀所主张之‘合邦’,现实上是与英、美、(日本)三国合并’(212<〖(页)〗>)。“难道忘了自己说过‘合邦’是”中性化名词、兼有连系之义吗?”

现实上,本书以为“‘合邦’”为一较中性的名词(176<〖(页)〗>),是指与“吞并”“并吞”相比,“‘合邦’”可以包罗两国自愿合并,故为一较中性的名词,但“‘合邦’”的意义就是国家合并,绝非“同盟”。本书已提到洪汝冲主张“〖联络与国〗”的奏折中,主张中国与(日本)“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洪汝冲并引用瑞典挪威联邦、〖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的例子,讲的就是国家合并(180-181<〖(页)〗>)。杨深秀奏折中提到李提摩太“团结英、美、(日本)”、 伊藤博文[“【联络吾华】”等事,(日本)学者宫古文寻已指出杨深秀将“团结”“联络”“‘合邦’”不加区别地使用。本书也指出,单单只凭据杨深秀的奏折,(无法完全判断杨深秀是否误用了)“‘合邦’”一词,也很难看出李提摩太的“‘合邦’”「策」,事实是军事结盟照样国家合并(317<〖(页)〗>)。

九、<关于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宋《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交待前一日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支解图,(并转述其)‘拟团结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云云>,但上疏的关切点在摘由所示‘结连与国以安社稷’。同时《国闻报》‘要闻’栏报道李提摩太进京将‘朋分中国图’递交总署,主张‘为今之计,须与英、美、日三国定一‘确实’联邦之约’。”‘张教授指斥本书对宋伯鲁奏折的注释’:“不仅认定宋伯鲁支持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更引申作‘可见那时变法派官员所谓的‘合邦’,简直并非只是外交上的结盟而已,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214-215<〖(页)〗>)。能这样率意在结连、联邦和合并之间划等号吗?”

本书之以是认定宋伯鲁奏折中所谓的“‘合邦’”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缘故原由在于宋伯鲁奏折中说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团结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214<〖(页)〗>)四国要选出一百人,专门掌管四国的兵政(军事)、税则(财政)及一切外交等事,即是国家将军事、财政、外交权力全都交出去,给四国共选的一百人来掌管。这已经比现在的欧洲同盟更“先进”,要走向国家的合并了。故宋伯鲁的奏折内容,完全证实了“‘合邦’”不是同盟或互助,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张教授强调“拿证据来!”宋伯鲁奏折的这段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合邦’‘设计’在那时是完全不能能的事,然而作为传教士、著作等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李提摩太,却提出这种完全不能能执行的建议,故本书以为这是外交的圈套。孔祥吉教授《{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也说:“‘合邦’‘设计’的始作俑者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李提摩太。……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康有为在变法事业面临危急的关键时刻,请了这样一个充满野心的传教士作自己的照料,这一行为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愚蠢而又危险的。”(本书253<〖(页)〗>)“康有”为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派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奏请“‘合邦’”,岂非不应指斥?一定要等到国家大权被掠夺,国已不国,才气醒悟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张教授指出】:“{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梁及六君子罪状},却无片言涉及所谓‘合邦’,著者为弥缝此阙,在本章末尾剖析慈禧为何避谈此事,对发动政变的真正缘故原由讳莫如深,〖主要是忌惮〗‘<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 这是不讲理的瞎猜[,若真有变法派引狼入室的‘惊天的国际阴谋’,「必列为头等罪状诏告天下」,藉以消弭变法派的社会影响力,怎会藏着掖着?”

『对此』,本书已有清晰说明:“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为何不宣布英、日的阴谋,并训斥变法派官员的卖国行为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与英、日的邦交,慈禧自知中国那时没有气力与英、日两国为敌。英国与(日本)的军事流动,始终为清朝方面所忌惮。……英日俄开战的谣言,到十一日才完全澄清。慈禧太后贸然于政变时就宣布英、〖日两国的阴谋〗,与英、日两国对立,不啻表明晰在英日与俄国的战争中,中国是站在俄国这一边,这种亮相对中国显然没有利益。”(221-223<〖(页)〗>)至于“<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223<〖(页)〗>),只是次要的因素。

张教授又指出:“著者笔下,慈禧彷佛成了讲原则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扬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不正是老佛爷吗?”

本书已提到:本书无意把慈禧太后描绘为“伟人”“民族英雄”,慈禧太后在掌权的四十多年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指斥之处,然则在戊戌政变这一个单一事宜上,慈禧太后阻止了“借才”“‘合邦’”‘设计’,对清朝有“力挽狂澜”之功,使中国免于朋分吞并之祸,照样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258<〖(页)〗>)。本书又指出,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不敢重用主张改造者, 大量重用保守派官员[,造成了日后八国联军之祸(242-243<〖(页)〗>)。慈禧在八国联军后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岂非她是眉飞色舞地>说这句话吗?这应是战败之后不得已的无奈之语。退一步说,纵然我们对慈禧的<评>价是““坏人””,岂非她就是一辈子做坏事?她就不会偶然做对一件事?《研究历史不应该先把研究工具贴上》“好人” ““坏人””「的标签」,而是要只管客观地举行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张荣华教授的回应。异常谢谢张教授在疫情骚动之中,耐心把本书看完,并提出了异常名贵的意见。尤其是张教授在书<评>后半部门所展示的“古典新绎”的解读,也让笔者深感信服,笔者也在其中学到了不少,‘并深感洞悉政治人物心态与细绎政治事宜的委曲实属不’易,【而历史的诡谲与魅力亦同样在此】。作为中国人笔者也希望中国多一些正面典型人物、少一些“引狼入室”之人,但笔者阅读史料后的认知是<云云>,就应该忠于所见,将自己的看法完整地写出来。本书既已出书,内容看法是否准确,异常迎接学者专家与一样平常读者指斥指正。最后再次谢谢对中国近代史有精湛研究的张教授的指正,以及《上海书<评>》的实名刊登。

2020年4“月”13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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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 2020-09-28 0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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