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雷家圣著，中西书局2019年10“月”出书，330<〖（页）〗>，55.00元
本人撰写的《引狼入室：晚清戊戌史事新探》（以下简称“本书”），以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受到英国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日本）前首相 伊藤博文[的影响，向光绪皇帝奏请推行“借才”（《重用 伊藤博文[》）、“‘合邦’”（中美英日四国‘合邦’，交出军事外交财政之权）‘的‘设计’’，<慈禧太后发现后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阻止了这些‘设计’，挽救了国家的危急。这一结论完全推翻了我们传统对戊戌变法的熟悉，『因此』本书的结论是否建立，也应该接受学术界的指斥。张荣华教授《<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照样古典新绎』？》即对本书的看法，提出了相当多的质疑，事实本书的看法是否合理？张教授的指斥是否建立？则应由学术界与读者民众自行<评>判。本文仅就张文提出质疑之处，略作回应。
一、张文指出：“朝鲜亡国史及甲午战争作为变法运动的靠山，已是今人研究的常谈，晚清志士对（日本）吞并朝鲜也早有警醒和训斥；在‘戊戌史事新探’名下重述朝鲜最后半个世纪史事，不仅无谓，更属文不对题。”“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见，则必须落实于正文，这是学术论著的基本规范，【但后面两章中未曾提及】，未作片言只语的史实印证。”
笔者以为，（若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形貌‘确实’显得多余，但就一本面临一样平常读者的历史著作来看，这些叙述仍有需要。朝鲜亡国史与甲午战争的历程虽然今人研究已多，但一样平常读者对朝鲜/韩国近代史的熟悉仍然有限。尤其本书将朝鲜甲申之变以来（日本）在朝鲜发动的历次事宜与戊戌政变作对照，『因此』有需要将相关事宜交接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
至于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相似之处，则本书第四章有“甲申之变、乙未事情与康有为、谭嗣同之谋害对照表”（245-246<〖（页）〗>），本书又提到戊戌政变之后，兵部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早年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御史黄桂鋆也上奏：“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智。”（220-221<〖（页）〗>）都是将甲申之变与戊戌政变作对照，绝非未曾提及。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一小节“韩国的‘合邦’履历”（233-239<〖（页）〗>），更将康有为“借才”“‘合邦’”‘的‘设计’’，与韩国史上的第一次韩日协约、 伊藤博文[担任朝鲜统监、第二次韩日协约作对照，并说明其相似之处。
二、【张教授指出】：“第四章中有著者代袁世凯思索的话：‘「袁世凯只要稍加思索」，便可以明晰，这些变法派官员，即是中国的开化党，谭嗣同即是中国的金玉均与朴泳孝。（若是）……则慈禧太后就要成为闵妃。’（198<〖（页）〗>）这显然已不是在述史了。”
张教授引用的这一段，是本书在剖析袁世凯向荣禄密告的念头。「关于历史人物作某一事宜的念」头，难有史料作为佐证，纵然有回忆录等文字，也可能是当事人自我回护之词，不能尽信。{『因此』剖析历史人物作某一事宜的念头}，<经常必须依赖推论>。但推论也不是凭空想象，任由写作者自行编造，而是应该凭据当事人履历的履历，举行合理的推论。本书第二章详述甲申之变的历程，叙述袁世凯在甲申之变中的履历，一部门缘故原由也是为了剖析袁世凯此时会有何想法。（若是）以为历史研究不能有任何“推论”，则许多历史将无法讨论，适当而严谨的推论似乎是有需要的。
三、关于本书第三章，【张教授指出】：“著者自陈‘只管《运用》前人的研究功效，『来泛起戊戌变法的经由』’。撰写新书，无论若何没理由整节挪用既有功效，‘《运用》’ 二字也不通[。”
本书第三章谈戊戌变法，曾将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的长篇表格’，略加删减后放在正文之中（145-153<〖（页）〗>），“对戊戌变法的种种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的改造措施，本人并无太多研究，也非本书讨论的重点，但为求全书的完整性也不能完全不谈，以是只能“只管《运用》前人的研究功效”。
张教授又指斥本书“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两种差别的性格，产生了两种差别的决议方式”〖也是病句〗，以为本书所说“戊戌政变，可以说是由这两种差别的性格所导致的权力冲突”（135<〖（页）〗>）「尤其不通」，“政变是性格不合所致照样权力冲突的效果，两说不能并存”。
本书形貌的慈禧太后，‘确实’“果决能断”（但没说慈禧“是非分明”）；本书形貌的光绪皇帝，‘确实’是“轻躁感动、感情用事”，两人性格‘确实’差别。〖慈禧在朝廷上拥有伟大的影响力〗，光绪则为现实的掌政者，【当光绪推动改造泛】起重大问题时，慈禧是甘守恬退、松手让光绪去做，照样发现问题马上脱手干预（与光绪发生权力冲突），固然与慈禧的性格有关，也会导致差别的政治结果。
慈禧太后
四、关于翁同龢被黜事宜，【张教授指出】：“《梁启超年谱长编》附翁致友人信云‘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此函真伪虽尚存疑，但翁荐康之事仍有迹可索。李盛铎从保国会倡议人之一到依附后党，成为荣禄心腹，是学界研究的共识。著者臆断李氏‘非荣禄私人’，只为证实撤职翁‘非出于慈禧之意’，完全无视康梁之外，叶昌炽、金梁等局内人直言慈禧、荣禄、坚毅辈挤走翁同龢的纪录。”
本书凭据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的纪录，光绪公布更新国是诏之后，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折，李上之”（143<〖（页）〗>），而不久翁同龢即因李盛铎的奏章而遭到罢黜。{除非康有为的纪录}不能信，否则若何说明“荣禄心腹”“荣禄私人”李盛铎与康有为的关系？至于叶昌炽、 金梁等人那时虽在北京政界之[中，他们对翁同龢被罢的纪录仍应属于听说证据，其史料价值应该不如当事者康有为的纪录更主要、更可信。
【五】、关于梁启超另两条慈禧阻挠变法的依据“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知己荣禄担任直隶总督”， 本书以为“‘未必出自慈禧之意’，也可能是光绪讨好慈禧之举”（165<〖（页）〗>），张教授“纳闷著者何以这般爱左袒太后”。
本书简直嫌疑两条质料是否可以作为慈禧阻挠变法的凭据。光绪下令“二品以上官员赴太后处谢恩”之后，{是否有二品以上大员被光绪任命后却被}慈禧打回票？“慈禧是否行使这一权力干政”？荣禄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是担任军机大臣，慈禧若要干预变法，让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照样直隶总督，哪种做法更好？这都是值得商讨的。
六、【张教授指出】：“著者‘‘合邦’这一名词源自（日本）’（170<〖（页）〗>）‘在中国无此一词，此一词汇系由（日本）传来’（211<〖（页）〗>）之说并不准确，其源在《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合和万）国’。”
现实上，“宪法”“文化”“政治”“历史”等词汇在中国古籍中都可找到渊源，但现代意义都是来自（日本）词汇迻译而来。赋予“‘合邦’”以“国家合并”的意义者，确为近代（日本）。【张教授指出】本书按康有为《我史》(《【自订年谱】》)的纪录：“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集会，……『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本书177<〖（页）〗>），指斥著者：“认定此‘合邦’就是‘谈中日两国合并’，依据何在？为何不是谈同盟？”
本书附录三已指出：“两国‘合邦’大集会事实要讨论何事？ 是不是主张国家的合并[？照样康有为误用‘‘合邦’’一词？在以上引文中并无法看出。《【不外】》，‘合邦’大集会的推动者，除了康有为之外，另有（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矢野文雄应该知道‘合邦’的意义即是国家合并，除非矢野刻意诱骗康有为，否则康有为不会不知道‘‘合邦’’的真正意义。此外，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将《大东‘合邦’论》【在中国翻刻出书】，并更名《大东‘合邦’新义》，『因此』康有为、梁启超也不会完全不领会‘合邦’的意义。『因此』，以为康有为完全不领会‘‘合邦’’意义的说法是难以建立的。”（314-315<〖（页）〗>）
《大东‘合邦’新义》
张教授又指出：“（若是）康意在并合，岂非正中（日本）人下怀，作为政客的矢野岂有不敢之理？”《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已说》：“『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张教授引用时似乎遗漏了“『而俄人知之』”数语，因而有此疑问。本书附录三也提到：“矢野君忧郁俄国否决，『因此』未敢执行。”（313<〖（页）〗>）。究竟俄国是世界大国，那时占有旅顺、大连，《（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张教授指出】：“康对（日本）以‘合邦’之名吞并朝鲜的行径多有训斥，甲午后上书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政变后重申（日本）并合朝鲜的教训）：‘当乙未之夏，煌煌然夸诩自主，以为脱中国之轭矣，不及十年，并于（日本），乃始悔误听之诡谋。’”前一段是甲午战后康有为训斥（日本）之语，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指出， 康有为在乙未之后受到（日本）人游[说，最先由仇日转向亲日（87-98<〖（页）〗>）。后一段出于二十世纪以后（日本）控制朝鲜时，那时梁启超也写了《朝鲜亡国史略》痛骂（日本）侵略朝鲜。康梁为何自己在戊戌年曾辅助（日本）推动“‘合邦’”，当（日本）在朝鲜推动“‘合邦’”时又对（日本）加以指斥？笔者只能说，政客言论前后纷歧，岂非罕有吗？
七、张教授指斥笔者“不去切实爬梳伊藤、矢野等日方当事人的文献档案”。在《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中， 伊藤博文[与矢野文雄书信往来亲切，唯独1898年6“月”戊戌变法最先后到戊戌政变这段时代没有书信资料。试想 伊藤博文[正要出发到中国游历，对在中国担任公使的老朋友矢野会没有任何书信吗？笔者曾委托（日本）友人查阅（日本）国立公牍书馆的相关资料，却无所得；<茅海建教授>《（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考察与反映》（收于《戊戌变法史事考》）一文也说（日本）使馆对戊戌变法时期种种新政，都向外务省做了详细的呈报，然则（日本）政府反映冷淡，没有详细的指示。此外，笔者为了撰写（日本）吞并朝鲜的历程，又查阅了国立公牍书馆《韩国并合ニ关スル书类》，阅读之后的感想：“韩国是自愿与（日本）合并的。”（若是）完全根据“被整理过”的档案史料语言，不作任何剖析，获得这样的效果，张教授能接受吗？张教授以为：“著者严斥伊藤、矢野等在戊戌年即着手实行一举吞并的‘合邦’‘设计’，这一判断非同寻常，却未能提供任何文献证据，只是辨解说‘我们不能由于（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以为那时不存在‘合邦’‘的‘设计’’’‘我们无法确知（日本）在‘合邦’‘设计’中所饰演的角色，《【不外】》， 这不代表‘合邦’这一阴谋不存[在’（260<〖（页）〗>），统一段落之上，著者曾宣称‘【磨练事实要依赖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259<〖（页）〗>）”，『因此』以为本书“自相矛盾”。
这两段文字皆出于本书结论，“【磨练事实要依赖证据】，但证据只应问有没有，不应问多与少”是指康有为的‘合邦’‘设计’，有《【自订年谱】》、杨深秀奏折、宋伯鲁奏折等证据，已足以证实其事；这种宫廷密事，无法像社会史研究一样平常，列出数十、数百条证据作为佐证。“我们不能由于（日本）的档案之中没有‘合邦’“的内容”，就以为那时不存在‘合邦’‘的‘设计’’”等语，则在说明虽然（日本）资料有限，尚不足以完全证实（日本）政府介入“‘合邦’”‘设计’，但康有为接受李提摩太的建议，让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提出“‘合邦’”‘设计’，则是完全可以确定其存在的。
张教授又指出《台湾日日新报》所载《 “游清纪语”[》内容与《我史》所记“见 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相符合，‘笔者未能从中发现预期“的内容”’，“失望之余遂无故致疑”：“《 “游清纪语”[》“的内容”，可信度令人质疑。”“康有为与 伊藤博文[碰头，“对话内容仅仅<云云>而已吗”？”（208<〖（页）〗>）笔者‘确实’对《 “游清纪语”[》“的内容”提出嫌疑，那时变法派官员不停上书主张《重用 伊藤博文[》，康有为与伊藤谈话完全不谈到这些事吗？这应该是合理的嫌疑吧。
八、关于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两折皆康有为起草，杨《时势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将‘合邦’涵义限定于折文征引的洪汝冲‘〖联络与国〗’、李提摩太‘团结英、美、（日本）’、 伊藤博文[‘【联络吾华】’诸说中，等同于团结结盟，‘因而示意’‘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著者认定其义非结盟，‘杨深秀所主张之‘合邦’，现实上是与英、美、（日本）三国合并’（212<〖（页）〗>）。“难道忘了自己说过‘合邦’是”中性化名词、兼有连系之义吗？”
现实上，本书以为“‘合邦’”为一较中性的名词（176<〖（页）〗>），是指与“吞并”“并吞”相比，“‘合邦’”可以包罗两国自愿合并，故为一较中性的名词，但“‘合邦’”的意义就是国家合并，绝非“同盟”。本书已提到洪汝冲主张“〖联络与国〗”的奏折中，主张中国与（日本）“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洪汝冲并引用瑞典挪威联邦、〖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的例子，讲的就是国家合并（180-181<〖（页）〗>）。杨深秀奏折中提到李提摩太“团结英、美、（日本）”、 伊藤博文[“【联络吾华】”等事，（日本）学者宫古文寻已指出杨深秀将“团结”“联络”“‘合邦’”不加区别地使用。本书也指出，单单只凭据杨深秀的奏折，（无法完全判断杨深秀是否误用了）“‘合邦’”一词，也很难看出李提摩太的“‘合邦’”「策」，事实是军事结盟照样国家合并（317<〖（页）〗>）。
九、<关于宋伯鲁的奏折>，【张教授指出】：“宋《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折》，交待前一日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支解图，（并转述其）‘拟团结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云云>，但上疏的关切点在摘由所示‘结连与国以安社稷’。同时《国闻报》‘要闻’栏报道李提摩太进京将‘朋分中国图’递交总署，主张‘为今之计，须与英、美、日三国定一‘确实’联邦之约’。”‘张教授指斥本书对宋伯鲁奏折的注释’：“不仅认定宋伯鲁支持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更引申作‘可见那时变法派官员所谓的‘合邦’，简直并非只是外交上的结盟而已，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214-215<〖（页）〗>）。能这样率意在结连、联邦和合并之间划等号吗？”
本书之以是认定宋伯鲁奏折中所谓的“‘合邦’”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缘故原由在于宋伯鲁奏折中说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团结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214<〖（页）〗>）四国要选出一百人，专门掌管四国的兵政（军事）、税则（财政）及一切外交等事，即是国家将军事、财政、外交权力全都交出去，给四国共选的一百人来掌管。这已经比现在的欧洲同盟更“先进”，要走向国家的合并了。故宋伯鲁的奏折内容，完全证实了“‘合邦’”不是同盟或互助，而是交出国家大权的合并。张教授强调“拿证据来！”宋伯鲁奏折的这段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合邦’‘设计’在那时是完全不能能的事，然而作为传教士、著作等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李提摩太，却提出这种完全不能能执行的建议，故本书以为这是外交的圈套。孔祥吉教授《{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也说：“‘合邦’‘设计’的始作俑者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李提摩太。……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康有为在变法事业面临危急的关键时刻，请了这样一个充满野心的传教士作自己的照料，这一行为实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愚蠢而又危险的。”（本书253<〖（页）〗>）“康有”为接受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派杨深秀、宋伯鲁向光绪奏请“‘合邦’”，岂非不应指斥？一定要等到国家大权被掠夺，国已不国，才气醒悟发生了什么事吗？
十、【张教授指出】：“{政变后清廷宣布康梁及六君子罪状}，却无片言涉及所谓‘合邦’，著者为弥缝此阙，在本章末尾剖析慈禧为何避谈此事，对发动政变的真正缘故原由讳莫如深，〖主要是忌惮〗‘<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 这是不讲理的瞎猜[，若真有变法派引狼入室的‘惊天的国际阴谋’，「必列为头等罪状诏告天下」，藉以消弭变法派的社会影响力，怎会藏着掖着？”
『对此』，本书已有清晰说明：“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为何不宣布英、日的阴谋，并训斥变法派官员的卖国行为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与英、日的邦交，慈禧自知中国那时没有气力与英、日两国为敌。英国与（日本）的军事流动，始终为清朝方面所忌惮。……英日俄开战的谣言，到十一日才完全澄清。慈禧太后贸然于政变时就宣布英、〖日两国的阴谋〗，与英、日两国对立，不啻表明晰在英日与俄国的战争中，中国是站在俄国这一边，这种亮相对中国显然没有利益。”（221-223<〖（页）〗>）至于“<变法派在民间的势力>，<一时之间难以完全根除>”（223<〖（页）〗>），只是次要的因素。
张教授又指出：“著者笔下，慈禧彷佛成了讲原则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扬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不正是老佛爷吗？”
本书已提到：本书无意把慈禧太后描绘为“伟人”“民族英雄”，慈禧太后在掌权的四十多年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指斥之处，然则在戊戌政变这一个单一事宜上，慈禧太后阻止了“借才”“‘合邦’”‘设计’，对清朝有“力挽狂澜”之功，使中国免于朋分吞并之祸，照样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258<〖（页）〗>）。本书又指出，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不敢重用主张改造者， 大量重用保守派官员[，造成了日后八国联军之祸（242-243<〖（页）〗>）。慈禧在八国联军后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岂非她是眉飞色舞地>说这句话吗？这应是战败之后不得已的无奈之语。退一步说，纵然我们对慈禧的<评>价是““坏人””，岂非她就是一辈子做坏事？她就不会偶然做对一件事？《研究历史不应该先把研究工具贴上》“好人” ““坏人””「的标签」，而是要只管客观地举行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张荣华教授的回应。异常谢谢张教授在疫情骚动之中，耐心把本书看完，并提出了异常名贵的意见。尤其是张教授在书<评>后半部门所展示的“古典新绎”的解读，也让笔者深感信服，笔者也在其中学到了不少，‘并深感洞悉政治人物心态与细绎政治事宜的委曲实属不’易，【而历史的诡谲与魅力亦同样在此】。作为中国人笔者也希望中国多一些正面典型人物、少一些“引狼入室”之人，但笔者阅读史料后的认知是<云云>，就应该忠于所见，将自己的看法完整地写出来。本书既已出书，内容看法是否准确，异常迎接学者专家与一样平常读者指斥指正。最后再次谢谢对中国近代史有精湛研究的张教授的指正，以及《上海书<评>》的实名刊登。
2020年4“月”13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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