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精也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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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内山精也先生耐久从事中国宋代文学研究,是国际着名的汉学家。内山教授前期潜心于以苏轼为中央的北宋士医生文学,近年转向关注南宋“江湖派”诗人以及相关问题。2005年,内山教授所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医生的文学》被王水照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上海古籍出书社)而译介至中国,今后其研究流动与功效一直深受我国学人瞩目和重视。2010年又出书日文版《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医生诗人の组织》(东京,研文出书)。这两部著作系精选他此前二十年间在《橄榄》(宋代诗文研究会)、《中国诗文论丛》(中国诗文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以及《新宋学》等学术刊物上揭晓的论文编纂而成,主要研究以苏轼为中央的北宋士医生文学。2017年《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出书社出书,2018年出书《宋诗惑问:宋诗は“近世”を表象するか?》(东京,研文出书),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关于晚宋“江湖诗人”征象以及宋代文学“近世”转型的功效。以上可视为内山教授历年研究宋代文学之精要,兹以之为中央,陈述一得之见。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内山精也著,朱刚、张淘、刘静、益西拉姆译,复旦大学出书社2017年8月出书,309页,39.00元


《宋诗惑问:宋诗は“近世”を表象するか?》,内山精也著,研文出书,2010年出书,656页,12960.00日元

一、士医生与诗人,从庙堂到江湖

若是把宋代学术比作气象万千的高山,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士医生及其文学创作似乎峰顶的云蒸霞蔚、奇木名花,人所歆羡。而山脚下阴翳中那斑斓错综、庞大勾连又不起眼的灌木草丛,就犹如晚宋文学的样态。王水照先生在《南宋文学史》前言中谈到:“宁宗开禧以后七十多年成为一其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人人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降低,但其密度和广度大幅度上升。”由来宋代文学研究重北宋轻南宋,重南宋前期轻后期,或许正因时值衰世、又少人人名作之故。内山教授研究宋代文学从苏轼入手,又是较早关注晚宋诗歌的学者之一。考察他主编的《橄榄》:2004年以后最先刊载研究南宋文学的论文,今后数目逐渐增添,并向诗歌头脑看法、诗集的编选、刊刻和书籍的流通流传等论题群集。稀奇是2009年揭晓论文《古今体诗的近世之萌芽——南宋江湖诗派研究事始》(《江湖派研究》第一辑,又见《宋诗惑问》第一章),彰显了内山教授小我私人研究和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偏向。

从盛世高居庙堂的士医生精英到末世堕身江湖的平民诗人,看起来内山教授所关注的工具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实则据以构建成一个涵摄两宋朝野时空的宏阔视野。在此视野中,一方面观照文学主体嬗变的轨迹,考察从士医生到江湖诗人——其身份的形成与分化、其意识形态与诗歌看法的特征与转变;一方面围绕诗集的编刊流传,考察诗人与自撰诗集的关系及其生长趋势,考察作者、出书者及受众关系的转变;进一步观照诗人意识的自觉与生长,诗人职位与文学中央的移易。基于这些研究形成对宋代社会与文学的总体掌握。以下略加分疏。

(一)苏轼研究以及宋代士医生诗歌看法的嬗变

内山教授的苏轼研究独具特色,压倒一切是《东坡乌台诗案考》。“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最主要的事宜之一,历史影响深远。内山教授用较长的篇幅重勘此案,梳理案发、审讯、了案的全历程,每事必考,剖析毫芒,又追踪作为隐秘档案《东坡乌台诗案》的外传途径及其条件,还深入考索此案与北宋中期社会、政治甚至诗歌看法、印刷媒体等的关涉,王水照先生评为“是迄今为止形貌最详尽,梳理最可信,叙述最深刻的功效”(《苏轼诗研究》序,《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苏轼传稿·附录二》,中华书局2015年)。内山教授并非就苏轼论苏轼,而是把苏轼与周围同时代士医生及其文学创作流动作为一个整体去掌握。例如研究苏黄友谊、苏轼慕陶和陶诗的同时,又考察黄庭坚与王安石的诗学传承关系、郭祥正对李白的认同及和李诗,其间形成一种镜像对照。研究苏轼的次韵诗词,同时也关注到首先创作次韵词的张先;研究王安石《明妃曲》在那时与后世的受容,则与苏轼的“诗案”相映衬,凸显北宋中后期言论环境恶化和传媒转变对士医生文学生长的影响。

“士医生”是内山教授研究苏轼和宋代诗歌的要害词。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职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流动中起决议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央的“士医生”阶级形成,并成为经受政治、执法、经济决议和文化写作的主体,可以说宋代已进入成熟的“科举社会”。内山教授从考试科目设置及其历史嬗变入手剖析,以为恰与进士科的三项考试项目——“帖经”“墨义”“经义”(学者型)、“策论”(权要型)、“诗赋”(诗人型)相对应,北宋中后期泛起权要、学者和诗人“三位一体的知识人”群体并不是有时的。正是宋代科举制度塑造了“官、学、文”三位一体的士医心理想范型;又由于科举起身的配合履历,士医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对照一致,基于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决议了士医生的诗歌看法和创作姿态,苏轼前后距离十五年两次在杭州的诗歌写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进一步内山教授沿着北宋中期苏轼、黄庭坚——江西派——南宋中兴大诗人——晚宋江湖诗人的脉络作纵向考察,发现受政治靠山、言论环境影响,也因应知识结构的偏至和身份改变,士医生诗人的意识形态和诗歌看法随之嬗变;诗歌创作出现一种大趋势,即体现政治关切和学问的部门比重逐渐下降。在这条脉络中,内山教授确认南宋中期的杨万里是士医生诗歌看法转变、诗人意识自觉萌发的要害。杨万里很少在诗中忧念国家、议论政治,纵然身临宋金接壤的淮河亦云云,也是他最早将自撰诗集单独刊行。从雕版印刷刚最先普及的北宋中期到它生长繁荣的南宋中期,对照划分处在两头的苏轼和杨万里,发现士医生对印刷传媒的态度从消极退避转为努力行使。杨万里的创作和编刊行为显示他突破了士医生传统意识形态和诗歌看法,强调诗歌写作的自力价值,这成为诗人疏离士医生文化的劈头。

(二)诗集的编刊与诗人意识的变迁

晚宋涌现江湖诗人群体,相较于理想士医生范型,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取向、生计方式和状态等方面出现出伟大差异。“诗人”从内在于士医生的知识组织,逐渐分化成为士医生之外的身份,脱离与传统士医生政治精英的关系,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诗人”身份的自力建构,外因是科举体制的榨取,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无法进入士医生阶级;内在则由于诗人意识自觉,这是内山教授重点考察的方面。

诗集是诗人身份的表征。若是以拥有诗集作为起点,将其印刷出书可以说是诗人向社会注释身份的最大限度了。从研究苏轼“乌台诗案”最先,内山教授就敏锐注重到刻书业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巧的是晚宋又发生与诗集刊印亲热相关的“江湖诗祸”,可以说印刷传媒简直是一条融会两宋诗歌的线索。因此他瞻前顾后,在第二次媒体转变前后六个半世纪考察作家自编和生前刊行自撰诗集的行为、影响因素及其生长转变趋势,解读“唐宋时代诗人意识”演变的历程(又见东英寿编《宋人文集的编纂与传承》总论“从诗集的自编和出书看唐宋时代诗人意识的变迁”,中国书店2018)。从内山教授梳理出来脉络可以看到:从唐初到北宋,诗人生前自编自撰诗集的行为逐渐普遍。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初,士医生没有生前刊版自己的诗集,有言论环境恶化的缘故原由,也由于士医生作家恪守着传统看法。杨万里生前单独刊行自撰诗集,沿着他开拓的蹊径,不只士医生诗人最先接受民间书肆刊印自己的诗集,连平民诗人也最先生前刊行自撰诗集,戴复古尚且追求士医生的印可支持,许棐则完全依赖书商陈起选编刊行。

在这个生长趋势中,内山教授稀奇注重作者对诗歌的意识,作者对读者的觉知与反映,作者对诗集刊印的态度,以及士医生的诗歌看法等各方面的转变,叙述逐层睁开并递进深入,最终展现出:诗人编刊自撰诗集的意识和行为转变历程与媒体环境相顺应;诗人意识自觉与其生前编刊诗集的行为相内外;平民诗人编刊小集意在维持和追求身份认同。在科举体制造成士阶级分化的靠山下,杨万里首先摇动了传统看法,以民间出书业的成熟为基础,促成了诗人的自觉与身份自力。

(三)民间商业出书与陈起编刊“江湖小集”的意义

从印刷传媒角度入手,内山教授一方面考察唐宋诗人意识的变迁,另一面注目民间商业出书在文学创作周边各方关系中的角色及其转变,以此为基础重审陈起编刊“江湖小集”的意义。

苏轼的“乌台诗案”注释民间出书业最先介入士医生的文学创作,生长到陈起选刊“江湖小集”,可以说是民间出书业的高光时刻。内山教授以为:“晚唐体”的兴起虽由杨万里和叶适的提倡,书坊主陈原由应时代生长和市民读者的需求,大量刊行唐人小集和《四灵诗选》《二妙集》《众妙集》的一系列出书事业却是将“晚唐体”推动成为风潮的直接动因。而陈起依自己的审美取向与选诗尺度编刊“江湖诸集”,有力成就诗人的当世声名,以他为中央形成一个都会诗人圈,构建出作者、编者和出书者的新型关系,不只已往没有,也是同时所仅见。内山教授以为:“江湖派”真正的焦点并非刘克庄,而是陈起。这意味着晚宋最后几十年,在士医生主导的文坛之外,泛起了基于商业出书能力的民间书商的权威。

陈起选刊的“江湖派”小集大要是一种流连光景、注重形式的风貌,并不相符士医生诗歌看法主导艺术尺度。从中可窥知文学与商业出书连系带来的转变趋势,即:诗人脱离士医生意识形态,成为依赖写作能力生计的自力人群;诗歌创作也与文体的政教功效星散,仅仅成为个体生命体验的单纯表达。陈起泛起在南宋中期以来印刷业繁荣生长的潮水之中,其出书行为却具有超出时代的意义,内山教授稀奇重视陈起,可谓独具只眼。

综合上述分疏,可以看到内山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重在掌握写作主体,包罗诗人的身份、意识形态、诗歌观等的特征及其变迁;另一方面注重文学受容流传的社会流动历程,包罗诗歌在人际和代际传承的形式,引发的种种接受阐释;又充实重视社会和制度靠山、言论环境和传媒手艺生长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掌握唐宋社会转变、媒体转变靠山下文学生态的结构性转变。详细研究则以绵密的质料考证和文本细读见长,“东坡乌台诗案”把这个优点施展到相当精湛的水平。它如苏轼的次韵创作艺术,櫽栝词的写作形态及生长转变,历代诗歌中的长淮诗境与写作手法的演变等论题,皆驱使厚实的质料为我所用,并不噜苏堆垛。无论新题旧题,内山教授皆深入思辨,多提炼出理论性命题,展现卓识。笔者以为这主要缘于他善于在较长时段作通观对照,例如士医生诗歌看法的形成与摇动,诗人自觉意识的萌发与生长,自撰诗集编纂与刊行的历史变迁,作者、编者与出书者的关系,多在两宋三百年甚至唐宋六个半世纪的历史历程中睁开考察。

二、解牛之刀:宋代“近世说”与媒体转变

对文学史的研究应有关切和预设。有了“可能是这样”宏观的看法,然后在史料基础上做详细研究来证实,以期最洪水平地去靠近事实,展现纪律性的熟悉。内山教授自言其研究以内藤湖南的“近世说”为指导原则,由此睁开对宋代文学近世特征及其动因和嬗变历程的考察,可谓纲举目张;反过来,这也是从文化、文学方面临宋代“近世说”的磨练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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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转变”论与宋代社会文化的“近世”转型

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上世纪初提出“唐宋转变论”,主张自宋至清是中国的“近世”(Early Modern)。近世是与“近代”(Modern)相连的具有“近代特质”的胚胎时代,进入“近世”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将发生结构性的整体更改,而平民气力的“仰面”则是“宋代近世说”的主要指标之一(参《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中国近世史》第一章,筑摩书房1997年)。内藤的学说经其学生宫崎市定分析,至今仍然保有生命力,对此命题的系统磨练和反思,对其含而未发的意蕴的寻找仍在举行。例如“唐宋转型说”之后,国际汉学界相继提出“两宋转型”“宋元转型”说;各家对于唐宋、甚至两宋转变时期的诸多事象出现之中哪些属于同质的延续,哪些属于异质的断裂,也辨析得越加邃密。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所撰《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变说及其影响》(《史家、史学和现代学术》,广西师大出书社2008年)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评述。张先生并指出“由于唐宋转变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重宋元的延续,探索唐宋转变带给元、明、清的结果”。总之“内藤假说”拓展了宋代学术研究名目,推动以宋学为中央的研究更趋深沉。

从政治层面看,宋代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央的“士医生”阶级取代六朝以降的门阀士族,成为政治决议和文化缔造的主体,自己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功效,也是确认宋代为“近世”的主要依据之一。所谓“千年一脉”论很洪水平也基于对这个特殊阶级之存在的体认。尤其是内藤命题向头脑史、文艺史领域延伸时,“士医生”作为缔造主体的职位就尤其显著。不外,详细到两宋三百年内、以及文化文学领域,近世转型的历程却又是若何睁开,从何体现的呢?仍有待更切实周详地论析。

从理论预设上说,“平民仰面”的“近世”文化文学应有通俗化、民众化的特征,宋代供市民娱乐消费的通俗文学伎艺、都市文化自然出现了这一特征,例如内山教授注重到属于士医生文化的“潇湘八景”征象,到南宋后期演化为“西湖十景”,成为显示都市文化的诗歌和绘画题材。要追问的却是:作为传统文学文体、以士医生精英为创作主体的宋诗,是否发生近世转型,又显示出何种近世特征呢?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依据内藤时代观,把宋末江湖诗人视为“贯串元明清时期,主要由民间作者来肩负的文学的先驱”(《宋元明诗概说》,复旦大学出书社2012年),因此内山教授关注宋末江湖诗人的存在,视其为“中国近世诗”之萌芽,试图从这一态度出发重新检证吉川氏的说法,同时也从诗歌方面证实内藤氏的命题。

内山教授首先从创作主体方面考察。从北宋末最先泛起民间诗人、闺阁诗人,到晚宋泛起以书商陈起为中央的非士医生诗人群体,元初月泉吟社更显示普遍的民间诗人存在。这就注释士医生为主体的诗歌领域泛起了新的作者阶级。其次从出书物考察宋末元初文学语言的总貌,以为民间出书的大量通俗诗歌和诗学书籍,注释阅读和使用文言的人群增添。与此同时白话也成为出书语言。若是说“文学话语”是一种权力,由于科举机制作育了大量非士医生知识人,加上民间商业出书的生长,在士医生阶级之外,泛起了越来越多能分享运用这一权力的作者,这固然体现“近世”特征。最后聚焦到“晚唐体”诗。“晚唐体”是着力于形式的近体短诗,其流连光景而不用书典的特征与宋代士医生诗歌审美南辕北辙,尤其南宋末“晚唐体”盛行的风潮是民间书肆处于引领推动职位,无名的平民诗人经受创作主体,无不显示诗歌已经走向通俗化。

一直以来,晚宋江湖诗人研究对照萧条。由于相较于翡翠鲸鱼般的士医生精英,江湖派诗人犹如白小群分,绝不起眼。强调生长和提高的史观使我们容易忽略一些看来不主要的历史时段、不饰演要害角色的人物;而在厚古薄今和依附政治的传统文学看法影响下,衰世文学也多遭否认指斥,这些也许是晚宋诗歌研究陷入僵局的主要缘故原由。内山教授突破既有思索框架,把江湖诗人征象引入“近世诗歌史”的研究视野,从文化文学近世转型的角度观照,南宋江湖诗人的存在及意义方得以凸显,“江湖派”研究也有了明确定位。因应内藤氏和吉川氏的论断,内山教授提出:“宋代文学到了最后六、七十年,才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世时代,以是宋代最多作为近世文学的胚胎时代。”而在崇尚复古的“下降文学史观”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提高史观”配相助用下,晚宋诗歌以及宋代以后的文言诗歌遭到轻视,元明清文学研究着重白话文学。以江湖派研究为契机,或允许以实验构建一个“近世诗”的观点框架和价值尺度,进而构建一种更完善的文学史观。

(二)媒体转变与社会文化转型

英语中“媒(media)”一词泉源于拉丁语“Medius”,意为两者之间,即信息源与受众之间。媒体转变首先改变信息通报的方式和内容,进而改变信息源与受众的意识和关系,最终将改变社会文化。从历史上看,第二次媒体革掷中,雕版印刷的运用促成了种种知识信息的通俗化、民众化。内山教授由此切入:考察从写本变为版本的宋代,知识人的意识会由于版本的普及发生何种转变,因此发生何种文化征象?更详细地说,是考察刻书业的生长对居于传统文学中央的诗歌会从哪些方面发生影响,诗歌会显示出怎样的“近世化征象”。

写本时代,诗歌作者意识很单纯,只专注于其产物。诗作的流传接受历程与效果是可预控的。进入印刷时代以后,若是诗集在诗人生前没有刊行,作品的受容反馈也不会影响诗人的写作。诗人若是生前刊行自撰诗集,在家刻和官刻的情形中,作者仍然拥有主导权。但随着民间印刷业的生长,以及作者改变看法生前刊行诗集,受众一方的反映可能超出作者能预想和把控的水平。这个传媒造成的暴增反映可能是努力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而作者的态度也随时代生长逐渐从消极退避转向努力行使。北宋的士医生苏轼拒绝民间出书者,但南宋后期的士医生已经接受民间书肆刊刻出书自己的诗集。

晚宋临安的书商陈起兴趣诗歌、又领会市场需求,他大规模刊刻唐人小集,又根据自己的诗歌审美取向编选和刊刻现代江湖诗人的小集。作为媒体中介的出书者取得了对作者的主导权,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型关系。作为书商,陈起能够评定去取诗人的作品,围绕他形成了一个诗人圈,这甚至意味着在士医生精英代表的庙堂政治和文学权威之外,由于商业和资源的介入,民间出书者一定水中分掌了话语权,有了改变文 *** 水和改写文学史的气力。

陈起若何影响宋代诗歌史呢?由于他刊刻了诗集,江湖诗人方获适合世诗名;而有诗集撒播者更易于获得诗歌史职位,这些晚宋小诗人也因此幸运地为今人所知。陈起特定的编刊尺度一方面可醒目预他的诗人圈子的写作取向,另一方面甚至引领和推动了一种现代诗歌习惯;“江湖诸集”的撒播进而又影响后世对晚宋诗人和诗风的印象。可以说印刷传媒和商业出书一定水平改变了我们对宋代诗歌史的认知。

与“内藤假说”差不多同时,中国本土的硕儒耆宿如严复、陈寅恪等提出应注重宋代研究对中国社会“今日征象”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笔者由衷以为,从传媒转变影响社会文化转型这一角度睁开的考察,对现代极具启示意义。可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从印本到电子本的媒体革命历程中,能亲身感受到写本到版本时代曾发生过的转变以更迅疾、更不能预知的气力袭来。单从文学领域来看:作者、受众和传媒中介的关系,各方的意识形态、文学看法、文学样态、流传途径等等都在新变中。我们也会拒绝,而终将顺应。未往返顾这次媒体革命,一定能更清晰地熟悉它摇动社会看法的水平,更深刻地明晰媒体转变是社会形态、文化和文学转型的源动力。

在当今时代靠山下返观陈起和江湖派,陈起的出书事业超前于其时代而透泛起代性特征,对此我们应该更有会意。而江湖派及其诗歌应该若何评价,着实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文学艺术实践是否乐成,判断尺度与社会生长、文化风潮有关,并非一成稳固。就像现在很难评断网络文学的繁荣是文学的进化照样衰退。也许有一点是确定的:传媒革命发生时,人们都感受与经典时代渐行渐远。那么,内山教授期待的逾越于退化文学史观和文体交替的提高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观事实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民间文学时代会不会发生经典作品呢?也许亲自履历第三次媒体转变以及它带来的社会转变历程,会 *** 我们更深入地思索。

(三)研究方式的特点和启示

据笔者有限的领会,内山教授召集每月一次的念书会延续数十年,与学者同人配合精读《宋诗选注》《黄庭坚词》《戴复古五律》等文本,在资料建设、评鉴推介、理论探讨等差异层面都取得不俗业绩。在苏轼研究的部门,内山教授有其怪异履历。博士阶段在复旦大学留学时代(1988-1990),他追寻东坡足迹,险些走遍其经行居停所至,还多次接见杭州和黄州,并制作成纪录片。内山教授显然喜欢通过亲赴一方土地以获得实感,在与昔人相同的空间追求精神的相通和对话,也许正因此他对苏轼《题西林壁》的真意有了深刻体会(《苏轼“庐山真面目”考》)。内山教授又稀奇重视同人世的学术交流,仅就晚宋江湖诗人的研究而言,他一面召集东京都及周边学者组成“江湖派研究会”,还数次召开国际钻研会,广邀海内外学者讨论相关议题,并将研究论文刊载于会刊《江湖派研究》。接见中国的大学时,也行使讲演的时机论述理念,追求讨论。

就研究方式而言,以海内外相对照,中国学者恒久处在熟悉的叙事框架中,深受层累斑驳的指斥史影响,习惯从传统视角和领域入手;外洋汉学家则由于时空和社会靠山的对照差异,再参以社会——文化学的视野和思绪,对历史历程中新异因素和要害转折的泛起加倍敏感,往往单刀直入,切中肯綮,内山教授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优长。

学术研究本有推理和演绎、宏观与微观的差异路径和视角,需要个案的详细辨析、也需要整体性叙事,并追求对纪律的掌握。内山教授的苏轼研究并不局限于苏轼,对晚宋“江湖派”的关注也是从“近世化”的大视野出发,考察“非士医生知识人”、文学与出书业的关系、文学语言的嬗变等方面,“趋于对时代的总体掌握”(《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七十一集《学界展望》,〔日〕大木康等)。他理性清明又仔细沉潜,既在“大判断”上显示出有探索性的史观,又在“小结裹”上体现出具有深度的史识,并致力于两者的连系,日本学者的本色与自身学术个性相得益彰。

三、宋代文学研究的善知识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内山教授而言,可谓家学有渊源。内山教授的尊翁内山知也先生是日本战后生长的第一代汉学家,师从上世纪二十年月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有来往的竹田复教授。内山知也先生生前是筑波大学信用教授,学术成就卓著,其代表作之一的《隋唐小说研究》已译介至中国(复旦大学出书社2010年出书),查屏球教授以为“作者擅于挖掘出对小说生长起到主要作用的文化要素,并能从‘史’的角度剖析这些因素由隐到显的生长历程”(《邻人眼光见细微——评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若是考察内山精也教授的研究方式,这一优长显然一脉相承。内山教授青年时期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修业,先生是松浦友久先生。松浦先生对中日古典诗歌的造诣精湛,成就举世公认,尤其关于唐诗和李白的叙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内山教授自言昔时在校“始终获得松浦友久先生的指导,从一个研究者的心理准备到论文的详细写法,他都恳切付托嘱咐”(《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医生的文学》后记)。内山教授的本科结业论文问题是《苏东坡的杭州时代》,松浦先生稀奇称赏的立论部门,正是《宋诗选注》中一首诗下的短注所引发的思索,这也许预示了内山教授与钱锺书先生的缘份。

苏东坡纪念馆前的苏东坡塑像

1984年王水照先生作为外国人西席在东京大学执教,时为研究生的内山教授每周一次去王先生的住处单独讨教,并先容了自己与同志确立宋诗念书会(后更名“宋代诗文研究会”)、精读《宋诗选注》的流动。其时念书会成员已在着手将《宋诗选注》译成日文。在忠实翻译之外,还增添了“补注”“通释”和“备考”部门,先容、考核并补出原书所有引用质料,事情极为审慎仔细。1988年,内山教授又作为博士高级学习生到复旦大学从王先生研究宋诗和苏轼,由此结下深挚的异国师生之缘。1989年,《文史知识》刊出他与王水照先生围绕《宋诗选注》的对话(《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第五期),之后由王先生写信先容,内山教授面谒钱先生并亲承謦欬,钱先生还书面回覆了他提出的十三个问题。内山教授所撰《我有幸见到钱默存先生》(《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修订本,辽海出书社1999年)一文详述了此次接见的珍贵履历。“宋代诗文研究会”翻译《宋诗选注》的事情延续到2004年,译文先连载于会刊《橄榄》,最后结集为日译本《宋诗选注》四卷,由普通社和东瀛文库刊行(2004-2005)。遵杨绛先生之命,王水照先生为序云:“这部译本所体现的缔造性劳动,我以为已可优入‘钱学’”之林”(《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在1989年的“对话”中,内山教授曾就《宋诗选注》选目提出疑问,虽然已有钱先生的选诗原则和时代靠山因素作为注释,但2003年《容安馆札记》出书以后,王先生实践自己教授的念书法,将它与《宋诗选注》通观合参,并亲撰《〈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二文(划分刊载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三期、2006年第四期),深入分析钱先生宋诗史观与文艺指斥尺度。作为中日两国与钱锺书学术深具渊源的两代学者,王先生和内山教授配合推动和发扬 “钱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笔者2013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支持到早稻田大学访学时代,一次内山教授回首他研究宋代文学的履历,自言与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相随同。自学会2000年确立以来,内山教授险些加入了历届年会,以文会友。尤其他性情阔达,海内学者访日亦多得其协助和接待,绝不夸张地说他的学术交游遍布中国南北。

贤父贤子,明师高徒,理所虽然。探讨琢磨,和而差异,君子所乐。通观内山教授宋代文学研究的师友渊源、方式成就,可谓从最上乘,具正高眼,悟第一义。更忧伤的是他推动日中宋代文学研究交流的热情兼具组织长才,运筹帷幄又事必躬亲、不惮劳烦,真堪称宋代文学研究的善知识。

内山教授青年时期和同志建立“宋代诗文研究会”、开办会刊《橄榄》(1988-2016),依托二者组织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橄榄》上刊载的论文内容厚实而普遍,除了《宋诗选注》译注和相关研究,还包罗对欧、苏、王、黄、杨、陆等两宋文人士医生的综合研究,诗词文赋各体文学及受容流传研究,也包罗文学头脑和文献学研究功效,书评和海内外宋代文学钻研会的述评。从1996年最先一共举行过十五次“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遍请日本和中国的宋代学术人人名宿与新秀登坛说法。             

2013年,内山教授与浅见洋二、东英寿、副岛一郎等教授作为中坚在京都确立日本宋代文学会以继“宋代诗文研究会”,迄今学会已举行至第八次。另外从2011年4月最先,内山教授又依托“江湖派研究会”与日本学振会(JSPS)支持的“南宋江湖诗派の综合的研究”课题举行“南宋江湖诗派国际钻研会”,提供为中日两国学人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每年有不少汉学研究者从天下各地到东京接见,内山教授也会选择有意义的问题不准时地召开稀奇讲演会。写到这里笔者溘然想到,内山教授召集聚会、举行讲演、编辑刊物,在身体力行地推动学术交流、引领议题和培育年轻学人的历程中倾注了无数精神和心血;而在探讨砥砺、默化潜移中学术也确有生长和成效,也许正是其中甘苦使得他对陈起的事业增添了同情与明晰吧。

内山教授与中国宋代文学的因缘反映了中日两国学人在此学术领域深挚而渊源不停的精神联系,他的成就对于身在此山的中国学人来说,无疑是能启发新思、应努力借鉴的。诚如王水照先生所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主要分支,经由一代又一代日本学者的辛勤耕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内山教授面临时代民俗和学术潮水,以日本汉学为本位,融汇中西,敏锐思索,是具有学术使命意识和经受精神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