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bet gaming:钱满素:福山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冲突论”经得起磨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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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福山揭晓《历史的终结?》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成书后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1993年,亨廷顿揭晓《文明的冲突?》,1996年出书《文明的冲突与天下秩序的重修》,也极具轰动效应。这两本书都名列20世纪90年代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著作,代表了西方天下在冷战出人意料地竣事后的心理转变和对未来的展望。

转眼之间,冷战竣事快二十年了,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外是光阴似箭,然而大量可预见与不能预见的事宜已经打击了天下,预示了后冷战的天下走向。现在再来审阅福山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冲突论”,可以有点磨练的意思了,它们经得起实践的磨练吗?

福山要证实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他预言其胜利乃历史之一定。

首先,他从现实层面叙述了自由革命的历程。1790年,实行该制度的只有美国、法国和瑞士,现在增添到了六十一国。四百年来,天下一直在朝着民主的偏向生长,现代社会视民主为唯一正当制度,无法想象一种与之基本差异而又更优越的制度,因此它不能能被更高形式的制度所取代。

史实自己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何以一定胜利,福山就重提天下普遍史这个古老的话题,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信赖,人类社会的生长是会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知足它最深切的、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生长。”

为了证实历史确实朝着有纪律的偏向提高,福山先是借助现代自然科学生长的偏向性。科技是决议人类生长的要害因素,而科技的生长只能从简朴到庞大,从低级到高级,决无逆反的原理,这就为人类生长提供了一个有偏向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机制。可是福山也不得不认可,市场导向的专制国家在经济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由于专制政府雷厉风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贫苦,他无从证实科技经济高度生长和自由民主的共生关系。

于是他就求助于黑格尔-科耶夫有关“获得认可的斗争”的理论,试图从人性的内在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凭据黑格尔,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人盼望获得别人的认可。最初的人是为了认可,为了声誉而不惜拿生命作赌注浴血奋战。不怕死的那小我私家战胜了对殒命的本能恐惧,从而战胜对方成为主人,怕死的失败者就成了仆从,人的自力自我意识也起源于此。在黑格尔看来,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政治以“认可”为中央,人类历史以“认可”为线索,几千年的政治问题——宗教战争、民族主义、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解决认可问题。然而以往所有社会都不能从基本上知足主人或仆从获得认可的欲望,只有当历史迈进到法国革命,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这一问题才获得解决,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终于取代了不同等的认可,主人和仆从的道德合而为一,人类社会进入人人相同、人人同等的状态,历史因此走到终点。

由此,福山找到了毗邻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环节,现代自然科学知足了人的欲望,民主政治则知足了人的精神。既然获得认可是人性的基本诉求,又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更好地知足它,那么这个制度在全球获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结论一揭晓就招来众多非议,喝彩者大多出于政治缘故原由,否决者却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有德里达这样否决自由主义民主的人倒是不必注释的,他对福山的批判火力凶猛,言辞激怒,奚落讽刺,可谓势不两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美国保守派也持否决态度,那么他们否决的又是什么呢?

一是终结论的可信度。

不少人以为,自由民主制度未必对所有社会都行得通,它不是那么容易确立的,其实现历程伴随着猛烈的社会动荡,西欧能走到今天堪称幸运之神的眷顾。但即便欧洲在19世纪就实现了这一制度,厥后照样爆发了一连串反民主的极端事宜,危险至今犹存,敌人很可能就是自由民主自己。人类历史的种种挫折解释,没有理由对未来过于乐观,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就人性而言,永远存在作恶的可能。一切政体都是过渡的,均不稳固,无论从自由民主的外部或内部来看,这一制度都不会是终结,终结论这种关于绝对同等协调社会的政治答应属于早已声败名裂的乌托邦。

二是终结论太过依赖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保守派中险些无人接受黑格尔唯心史观,他们不以为历史有一个预设的终点,更不认可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的目的、偏向和未来。黑格尔赋予历史的这种牢固模式徒有美学价值而已,这不仅由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证实不了他的模式,更由于在他的宇宙自我实现中,历史成了目的,人只是需要去自觉配合宇宙的工具,这种模式贬低人的作用,把人类流动视为历史自身生长的陪衬,以至于某些人动辄以推动历史的名义随便牺牲在历史眼前无足轻重的小我私家。

有论者指出,福山的口吻表现出一种智性的狂妄,其“头脑最终将统治物质天下”的论调让人震惊。就人类自己有限的视野和知识而言,谁能知道什么是历史的有时?什么是历史的一定?对历史划线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事,不能强加给历史。在这种诠释中,人类的运气似乎都已一清二楚,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偏向,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现实中的庞杂扫除清洁,为历史一定性铺路。这种理论固然很诱人,遗憾的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现实脱节,它提供了一种注释,却丧失了真实。

该看法以为,历史提高的取得往往是有时的,完全可能被逆转。决议历史的是人的选择,而非历史自己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系统关注的是应该发生什么,相比之下现实发生什么似乎反倒不主要了,任何事宜在历史一定性眼前都不外是枝节,不符合的更被视为“意外”或“历史岔道”。既然历史都已确定了,小我私家便无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影响历史了。

再者,终结之说大多是神话和宗教的内容,这种头脑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中也盛行过,但哲学与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哲学的狂妄自信。基督教至少将“终点”保持在一种不确定状态,而黑格尔却绝不犹豫地将它定在1806年10月的普法耶拿之战,认定法国革命头脑的胜利象征着国家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则。与黑格尔的狂妄相比,基督教虽然也以为自由在于小我私家意愿遵守天主意志,但那至少是讳莫如深的,若干还剩下一些小我私家自由的空间。而那些自以为明白历史目的的人,却堂堂正正地把别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看待,因此黑格尔的自由就是他人的不自由。

看来,政治哲学化也许原本是福山期望该书的最大特色,效果却成了它的最大争议。早就有人指出,哲学就其性子而言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癫狂的,哲学家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索任何问题,不必忌惮其现实效果。而政治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扎根现实,具有可行性。政治和历史中虽然都可能包罗哲学理念,但不能能要求政治和历史无条件地去遵守哲学。

福山把现实政治和黑格尔唯心史观捆绑起来的结果是,失去黑格尔的支持,他的论点就被釜底抽薪。而现代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以为历史的生长存在种种可能性——暂时倒退、回到野蛮、泛起断裂等,基本无法展望,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也未必不会失败。至于将“认可”视为“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是否可信,也是大可嫌疑的,人是精神和物质不能分的连系,没有人确切知道“最初的人”拼搏的念头,怎么能证实他们是为了纯粹信用,而不是为了食物、家园和生命去殊死战斗呢?

三是终结提供的远景令人沮丧。

《终结》一书的第五章为“最后的人”,形貌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生计状态。“最后的人”这一观点来自尼采,尼采惋惜地感应,所谓的现代化只是欲望战胜了精神,优越意识在伦理上被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保留理论瓦解掉了,“财富”替换“名誉”成为现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力挽狂澜,重新确立精神对欲望和理性的优势。“最后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弃优越感,只有欲望、只求恬静和自我保留的人,他们自以为幸福,卑琐地在世,没有理想理想,千人一面,全盘接受仆从道德观。他们甚至不知道轻视自己,算得上最可鄙之人。

福山无奈地预言,当人的认可最终获得知足后,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气等一切难得的美德,沦为“最后的人”。这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内伤,这一制度解决了认可问题,但人却不能没有这一问题而有价值地在世。获得认可的欲望既是专制、统治欲、帝国主义的泉源,同时也是勇气、正义、公共精神等政治美德的心理基础。同等认可的欲望获得知足后,为获得认可(尤其是优越认可)而斗争的伟大能量只能被导向经济流动,辅之以体育比赛、茶道、插花之类噜苏的释放形式。所以对福山来说,历史的终结是异常悲哀的,激励人们胆子、勇气、想象的事情都将被纯粹的经济盘算所取代,甚至不再有艺术和哲学。届时人们将深深眷念历史存在的时刻,而这种永恒的厌倦终将再次启动历史。

对云云远虑,人们不禁要问:若是历史终结所缔造的只是不完整的、无法令人憧憬的“最后的人”,那么自由民主的实现还算得上胜利吗?这个目的是否值得追求呢?更何况终结后人类倘若还要重返历史,那么历史不外循环而已,还奢谈什么终结?福山岂非在自相矛盾?

弗朗西斯·福山

冲突论出现的是一幅迥异的远景,内容也要庞大得多。亨廷顿以为,冷战的竣事使各国摆脱了意识形态认同,在一阵庞杂之后,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文明认同。天下泛起亘古未有的多极和多文明的款式,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掌握未来一个时段内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将天下分为七至八种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他的文明划分中,宗教占有头等主要的位置,由于他以为,“人类群体之间的要害差异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文明具有历久的历史延续性,但也是动态的,有其发生、崛起、成熟、壮盛、衰落、消亡的生命历程,虽然这历程可以延续良久。各文明的气力此消彼长,当前最主要的两个趋势是:称霸天下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正在相对衰落,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在中兴,伊斯兰天下正在崛起。

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威胁下,处于弱势的文明一直在向西方看齐,勉力生长本国的经济现代化。然而现代化不即是西化,这是亨廷顿反复强调的一点。在他的观点里,现代化指的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这些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而西化则是价值观和体制方面的。非西方文明要的是西方的富足,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和多元。当其国力增进后,就会日益宣扬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生长不仅没有促使他们在价值观上加倍认同西方,反而有了更多一定和张扬自身文化的资源,相继泛起本土文化的中兴,变得加倍非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尤为突出,西方的自由民主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生根,伊斯兰主义运动迅速兴起,导致许多穆斯林国家政治上的伊斯兰化,其中不乏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它们将西方视为侵略和堕落的。

全球性的宗教中兴被亨廷顿称为“天主的抨击”,他剖析其深层次的缘故原由是对现代化的反映。世俗的现代化无疑是对传统群体社会的伟大打击,瓦解了宗教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无数人感应灵魂无所适从,迫切希望“为社会组织重修一个神圣基础”,两个结果就是反西方和宗教中兴,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现成的替罪羊。

当前,以文明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正在形成,各文明多数有自己的焦点国家,它们正取代冷战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挤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各国多数根据文明的归属,被纳入了以焦点国家为家长的大文明系统或“大文化圈”,在各自的系统内协调行动,而且只有同质文化国家间的互助才最有成效和持续性。

亨廷顿展望,冷战后国际政治将以文明冲突为主,从全局看,主要矛盾是以西方为一方,所有非西方为另一方的矛盾。西方文明的八大特征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星散、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制机构和小我私家主义。文化上距离最远的照样亚洲,中国正在恢复其霸主职位。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个最主要的挑战者文明有组成同盟否决西方的趋势。从局部看,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文明接壤的这条“流血的断层线”上。

西方该若何应对?若何在冲突中保留自己并维持优势?这是亨廷顿最体贴的。他的对策是,从外部讲主要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维护人权与民主、限制移民迁入这三个方面。从内部讲主要是“促进西方同盟,协调其政策”,吸纳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团结壮大同盟,起劲争取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这两个对照靠近的文明。在亚洲要防止日本顺应中国,致使儒家文明坐大,同时要行使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瓦解反西方同盟。

执法和秩序被公以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因此亨廷顿以为,维持天下秩序是最可靠的防止冲突和战争的设施,详细原则有三:一是“阻止原则”,即焦点国家阻止过问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配合调整原则”,即焦点国家相互谈判以住手或阻止国家间或整体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加深熟悉各文明的共性,人类究竟拥有某些配合的道德观念,并且是绝对的。

文化文明问题早已成为西方的一个敏感话题,政府亦未便涉足,亨廷顿直言不讳,以文明为全球冲突划界,激起指斥居多,乃天经地义。批判角度很普遍,详细的如文明划分的不科学、国际冲突动因的简朴化、文明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武断、文明冲突的强调、冷战头脑模式、对伊斯兰文明的私见等。

那么冷战竣事以来的天下现实又是怎样呢?不能否认,各地冲突频仍,甚至很血腥,发生地址还正好相对集中在亨廷顿所言的文明断层线上,“9·11”的发生更是证实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重要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难怪“9·11”之后,亨廷顿保持沉默,有点不幸言中的味道。文明冲突在他心目中是噩梦,是天下范围内向部落冲突的复归,在人类历史中,以意识形态分类看来不外是个小插曲而已。

冲突论有其有用的一面,但推向极端就会走到谬误。将文化政治化的趋势其实在亨廷顿之前就颇为盛行,不少对于文化的思索和再思索都具有相当显著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文化被用作通向政治的路径。很可能正是美国海内的这种趋势启发了亨廷顿将其运用到国际政治,但这样做一定会发生许多误区。

一是将文明差异的绝对化容易否认人类共性。横向看,他否认了人类共性和普世价值。若是差异文明间真的水火不容,人类还能交流,还能延续到今天吗?同时他也忽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在冲突发生的频率和猛烈程度上,统一文明内部的争斗丝绝不亚于差异文明之间,这些争斗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全球政治。

纵向看,人类岂非没有发生转变吗?天下各地人民对那些促进人类提高的基本价值的认同不是在推进吗?有论者指出,这些配合价值从功效上说已经无所谓西方照样东方。当今天下上公然否决自由、民主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虽然各自的观点差异。随着现代化的希望,文明的演变正朝着全球化的趋同偏向生长。有论者以为,“一个既非西方、亦非非西方的天下文明或者为全人类所认同的普世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种种文明都在为它的形成作出自己怪异的孝敬。

二是不利于详细看待每种文明的优缺点。任何文明自己都是多元的,有甜头也有不足。倘若先将某些特征赋予一种文明,然后再因这种文明而一定或否认它,不是很谬妄吗?岂非仅仅由于它是“西方”或“东方”就否决或支持吗?“西方”“东方”“伊斯兰”“儒教”都不是科学的权衡优劣的尺度,更好的设施也许是个案处置,将每个文明的详细特征拆开来分门别类地问问是好是坏,是合适照样不合适。例如评判一下是政教合一好,照样政教星散好?首脑是选举发生好,照样世袭指定好?好的就一定,就保留,也值得学习。欠好的就否认,就甩掉,就引以为戒。这样做不仅加倍客观公正,也更能博采众长。一些不适应时世的传统被镌汰了,乃文明生计生长之必须,又何须墨守成规,仅仅由于它曾经是“我们的”就再不能舍弃?

三是容易忽略文明的动态转变和相互影响。任何文明都处于不停演变的历程之中,不存在一种牢固而纯粹的形式,因此狭隘地界说一种文明是不合适的。文明承上启下,把已往、现在和未来维系在一起。一种文明要延续下去,就必须顺应时世,本着理性而开放的心态,善于从其余文明中吸纳养料来完善自身。文明虽然千差万别,但为什么差异的效果一定导致冲突,而不是取长补短,相互厚实呢?

冲突论的要害就在“冲突”二字上,应该强调的是对话。越是强调文明间的差异并将其政治化,差异和冲突就越有可能获得强化。差异的文明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一种文明的移民能够融入另一种文明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人作为政治动物,倾向于按某些共有特征将人分类,这种做法粗暴地将生动的小我私家格式化,但无论是家族、部落、种族、族裔、血统、阶级、意识形态等分类都被证实不能永远适用,也都抵挡不住另一种更强的倾向,那就是人类的同情和团结。人类文明的共性与各文明的特征相比,究竟更为主要,没有气力能够永远彻底地盘据人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到了协调天下的主要性。

将全天下的人都归到各大文明的麾下,再认定各自会为自己的文明背水一战,亨廷顿的推理确实有些过头了。然而与其说亨廷顿要挑起文明冲突,倒不如说冲突论更多地透露了他心里恐怖的凶兆。他知道西方强势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积怨甚多,现在其他文明迎头赶上,正在挑战西方霸权,他不能不为西方的运气担忧。在他的想象中,不仅西方文明在衰落,更严重的是后院隐藏的不安——美国自己正在非西方化,这点在他厥后的著作《我们是谁?》中表白得很清晰。他忧心忡忡地写道,“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特征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三个世纪以来起焦点作用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了攻击”,更有甚者,“美国信心”中同等和小我私家主义这两条主要原则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许多小我私家和整体的攻击。作为西方文明的信徒,亨廷顿只管在冲突论中纵横捭阖,却掩饰不住他的焦虑和消极。

萨缪尔·亨廷顿

终结论和冲突论外面看来很是差异,甚至针锋相对。福山乐观,亨廷顿消极。福山是乌托邦的浪漫主义,亨廷顿则是冷眼烛世的现实主义。福山诉诸普世价值,亨廷顿否决,他以为普世文明只是普世权力的产物,西方文明不仅不是普世文明,而且是举世无双的,其自由、同等、民主、小我私家主义等特色是曾经存在过的任何文明所不具备的。与历史上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的盛衰轨迹并无太大差异,差异的是它的理念和价值观。若是西方文明失败了,这些特色也将从人类文明中消逝。因此他否决现代化即是西化的说法,也否决民主化导致西化的说法。

但在本质上,两论仍是相通的。

其一,两位美国学者都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信仰者。一个爱之深而愿其永生,一个爱之切而恐其意外。两人心中都有异常详细的政策目的,福山希望看到美国在外洋起劲推动民主,而现实主义的亨廷顿则忠告那种狂妄和无邪的民主帝国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结果。

其二,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只是角度差异。福山强调人性追求自由的个性。亨廷顿无疑赞成弗洛伊德所说的人只有两种本能——力图珍爱和团结的本能……以及力图损坏和杀戮的本能。福山的说法源于黑格尔,亨廷顿的人性论继续了霍布斯,二者分属历史悠久的两派哲学,都称得上根深蒂固,可见向来难有定论。回眸历史,人类确实从未住手过争斗,差异的只是方式而已。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也同样无一日住手过,不外不应遗忘,对自由的追求也充满了斗争和暴力。

若是没有福山式的自我陶醉,亨廷顿的理论本无新颖之处,熟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人对此毫无明白障碍。要证实冲突论,亨廷顿只需驻足履历,以史为鉴,而终结论属于未来学,并无历史证据,故福山不得不求助于哲学推理。说到底,关于人性,我们人类自己谁又有资格作终审裁决呢?既然世上的精英自古争执至今也照样僵持不下,这场争论注定照样要继续下去的。

在对照了福山和亨廷顿的理论后,有论者以为,文明的冲突事实上也许将有助于把国际秩序朝福山的偏向推进,因此短期内(好比几十年内)亨廷顿的冲突论会被证实更为适用,但却不能说明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后福山的终结论就不会获得证实。究竟现代化不能阻止,而现代化又一定推翻传统社会,那么谁能一定伊斯兰这样的传统社会就一定不会改变呢?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正是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并试图阻止它才遽然兴起的吗?

关于亨廷顿否认西化即是现代化,也有人提出异议:为什么现代化偏偏在西方首先泛起呢?这和西方文明自己岂非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一定联系吗?有论者说:“很难想象现代化和西化联系在一起不外是出于有时,很难想象现代化会易如反掌地在中东或印度自觉发生。只有在西方,自由体制的生长才将人从传统威权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自由地追求科学和政治。”而且,没有西方价值观的支持,现代化能否恒久维持也令人嫌疑。

持云云看法的人显然以为亨廷顿对西方文明过于消极而缺乏自信,低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国家关系中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西方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岂非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吗?若是不涉及制度和头脑层面,又怎么会引起传统社会那么强烈的反弹呢?亨廷顿自己不也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在全球的扩展吗?大多西方论者照样一定西方价值观的,以为虽然迄今为止西方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些价值,但不即是它们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最后,另有一个范式自己的问题。大多学者否决大而无当的范式,以为现实天下云云庞大,任何理论都不能能把影响现实的万千因素席卷在内,因此基本不存在(甚至不需要)一个涵盖一切的大框架,追求云云宏观理论框架的起劲都注定要失败。范式无非是将庞大的现实裁剪成适合自己的理论,这种简朴化的图像虽然容易推销,效果却是误导。未来是谁也说不清的,向来的远大理论都没有被历史证实,现在又凭什么能准确展望未来?范式是独断的,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不能说明或者不符合系统的事实,因此即便使用范式,也不应独取一个而排挤其他。我们需要做的是扎实地掌握知识,周全掌握现实,在翔实的研究基础上,对每个个案作出详细判断。

范式确实不是万能的,若是权衡范式的标准是要它饰演万世明灯,那么将不存在范式。但范式也不是完全无用的,由于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熟悉和注释天下的途径,以便将庞杂无序的大千天下理出个头绪来,作为判断和行动的依据。一切宗教和意识形态都称得上是某种范式,都是在指导人们熟悉天下,每小我私家也都市有自己看天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终结论和冲突论所体现的问题意识都是值得称道的,至少为考察国际政治增添了新的角度、依据和参考。一种理论若是能起到一时的借鉴作用,获得一次证实,就颇为不易了。要挑毛病固然也不难,天下究竟不是在纸上构建出来的,不会纳入任何小我私家的理论框架中。 

(本文摘自钱满素著《美国文明考察》(共4册),东方出书社,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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